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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李成剛

1934年12月生，江蘇常州人。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1983年被評為副教授，1984年經國務院特批晉升為教授，1990年經國務院學位辦批準為博士生導師。2009年被評為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1989年榮獲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稱號。1986—2000年任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副院長、院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學術專長：蘇聯東歐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學和研究。主要著作：《蘇聯演變的原因和教訓》、《評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鄧小平經濟理論研究》、《什么是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思潮評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論》、《圍繞改革問題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經濟學若干理論問題研究——改革開放以來關于經濟學的爭論》等。

周新城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學術活動在經濟領域主要反對新自由主義。

1955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本科、研究生。1962年留經濟系任教，1964年蘇聯東歐研究所成立，周新城調該所工作。正因為對蘇聯東歐的研究，使主張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經濟領域反對新自由主義；在政治思想領域反對民主社會主義；在價值觀領域反對“新儒學”和“普世價值”觀；在歷史領域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成為周新城在學術研究領域最基本也最為著名的特征。

治學經歷

　　1964年，根據毛澤東主席對“要利用高校力量加強對外國問題的研究”的批示，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蘇聯東歐研究所。蘇東所成立當年，留校任教不久的周新城就調入該所。到1978年之前，周新城的主要工作就是集中精力翻譯出版了蘇聯學者的近十部經濟理論著作。

　　1978年后，周新城率先開始研究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并于1979年在無錫召開的全國價值規律討論會上，作了關于蘇聯經濟改革的發言，后來整理成兩萬多字的文章發表在《經濟研究參考資料》上。此后，就蘇聯經濟改革的經驗，周新城又寫了一篇文章，由國家體改委上報。

　　隨著戈爾巴喬夫開始實踐“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路線”，蘇聯、東歐國家經濟改革的方向逐漸偏離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導致蘇聯東歐國家政治動蕩、經濟衰退、思想混亂。這期間，周新城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剖析了幾個重要的但認識十分混亂的理論問題，如對斯大林模式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評價、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批判、蘇聯演變過程和原因的研究等。這是周新城研究蘇聯問題黃金時期，這一段時間內，周新城完成了大量的學術成果，并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在學術界也影響深遠、獨樹一幟。

　　1986年，周新城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從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從這時起一直到21世紀初，隨著改革開放逐步深化、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社會上多種思潮相互碰撞，學術爭鳴激烈交鋒。尤其是鄧小平南方談話前后，對鄧小平理論的多種不同理解和解釋，因為自己的工作特性，周新城不得不開始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特別是鄧小平經濟理論，并努力運用鄧小平理論來回答、解釋研究生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經過不懈努力，周新城在學術研究上，繼蘇聯東歐問題之后，又形成了他對鄧小平經濟理論體系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比較成熟的看法。這也是周新城學術研究走向成熟的時期。2000年之后，周新城擺脫了繁雜的行政工作，開始專門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在經濟學領域，他著重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對經濟學研究對象和方法、勞動價值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經濟全球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科學社會主義領域，著重批判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對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東歐演變的經驗教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重大理論問題作了認真反思和探討。于古稀之年，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領域又獲得豐碩成果，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反馬克思主義的兩種思潮

　　周新城的學術思想，首先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批判的，必須與各種錯誤思潮作斗爭。周新城認為，我國的改革始終伴隨著各種思想的激烈斗爭，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舉世矚目，但在改革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嚴重問題。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我們缺乏相關經驗，錯誤思潮的干擾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提出要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并將這一要求作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十分及時的。

　　在周新城看來，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概括起來有兩種：一種是復辟封建主義的思潮，主要是文化保守主義、新儒學等。這股思潮打著弘揚傳統文化的旗號，要求“儒化中國”、“儒化共產黨”，成立“儒學院”，由熟讀儒家經典的儒生來治理中國。另一種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思潮，鄧小平把它們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國內外敵對勢力在中國竭力宣傳和推行的思想，主要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兩股思潮的性質以及追求的目標不一樣，但兩者也有共同之處，即都反對和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而有時出現同流的趨勢。

　　周新城強調，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干擾我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作為一種社會思潮，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出現的。可以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我國蔓延、泛濫以及我們與之進行斗爭的歷史，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到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后一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

　　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前，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主要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到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為目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適應不同情況，出現了多種變化形式。在經濟領域，主要是新自由主義；在政治思想領域，主要是民主社會主義；在價值觀領域，主要是所謂的“普世價值”；在歷史領域，主要是歷史虛無主義。各種形式相互密切聯系在一起，但在不同時期側重點不大一樣。在我們黨提出市場取向改革，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時候，主要是新自由主義泛濫；在黨的十七大前夕，我們著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這時主要是民主社會主義蔓延；當我們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時候，主要是“普世價值”盛行；而歷史虛無主義則是貫穿始終。

　　這幾種思潮，從政治目的來說，它們都要求我國放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走資本主義道路，“它們的區別僅僅在于有的要求以美國為榜樣，有的要求以西歐為榜樣。”周新城說，在政治上，它們要求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實行西方式的多黨輪流執政，采用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在經濟上，它們要求廢除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行私有化，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思想上，它們要求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

　　從世界觀來說，它們都屬于歷史唯心主義，抽象的人性論是它們的出發點。它們都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產生的思想觀念，當作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然后由此得出各種政治結論。在政治上，它們把資本主義制度所決定的那種自由、民主、公平看作“天賦人權”，看作上帝賜予的東西，認為其具有“普世性”，進而要求按照這種價值標準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它們把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自私思想當作人的本性，從而得出私有制永恒的結論，要求實行私有化。

　　從歷史觀來看，它們主張的是歷史虛無主義。它們否定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主張“告別革命”。它們集中力量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認為新中國成立以后“以俄為師”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歷史的迷誤。認為那時走“英美式的資本主義道路”才是“人類文明的正道”、“近代文明的主流”。因而它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人民民主專政等一概予以否定。

“由此可見，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是確保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保證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關鍵。”周新城說。

新自由主義批判

　　上世紀90年代后，在經濟學領域，西方經濟學盛行，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泛濫”，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這種狀況引起周新城的警惕。

　　周新城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反映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際性思潮，它在政策上體現為“華盛頓共識”。美國竭力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希望中國的改革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其目的就是把中國的改革引上資本主義化的道路。”

　　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新自由主義是美國推行“和平演變”的有力工具。“這一點，從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及后來俄羅斯的改革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國有一些學者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照搬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由于他們控制了經濟學的話語權，一度造成西方教條主義泛濫。洋迷信盛行的后果，影響了相當一部分人，也對我國改革的實踐產生了誤導。”因此，開始旗幟鮮明地批判新自由主義。周新城認為，對新自由主義應該作科學分析。新自由主義中反映現代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成分，是可以為我們所借鑒的。但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我們必須堅決進行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包含兩點：一是從“經濟人”假設出發，主張私有化；二是從市場經濟萬能論出發，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反對國家調控。

　　新自由主義研究經濟問題的前提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都是追逐個人私利的理性的利己主義者。這就是“經濟人”假設。就這一點而言，新自由主義同西方經濟學其他流派是沒有區別的。然而“經濟人”假設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周新城說，它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思想。利己主義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來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自私自利作為一種觀念，它既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也不是人亙古不變的本性。它與經濟基礎密切相關，自私自利思想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出現，也將隨著私有制的消滅而消失。“經濟人”是歷史的產物，而不是歷史的起點。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人性”，在現實社會里，所謂的“人性”不過是社會關系的反映，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人性，不同社會有不同的人性，不同階級有不同的人性，新自由主義無非是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資產階級人性，說成共同的人性，并據此分析各種經濟現象。

　　“經濟人”假設并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它被一些人作為推行私有化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的推論是這樣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與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只能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而公有制是同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而公有制注定是沒有效率的。結論自然就是，改革必須把公有財產“量化到個人”，實行私有化。在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新自由主義者炮制了種種私有化“理論”，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只有把國有財產落實到個人，產權才是明晰的；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只有實行私有化才能搞市場經濟；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必須“國退民進”，國有經濟的規模應該限于保證私營經濟正常運轉。

　　新自由主義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也許是最具有迷惑性的。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進行的是市場取向的改革，而新自由主義竭力鼓吹的是市場經濟，這樣一來，似乎我國的改革方向和新自由主義的主張是一致的。有人據此認為我國的改革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反對市場經濟和否定改革。周新城認為，毫無疑問，新自由主義主張實行市場經濟，這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若干共同之處。在改革中，我們也注意吸收西方經濟學（包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有益的東西，借鑒西方國家實施市場經濟的一些具體政策和做法。但是，就指導思想來說，即就改革的方向、原則和目標來說，我國的改革同新自由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我們同新自由主義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場經濟，不是要不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而在于兩個問題：一是搞什么性質的市場經濟，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二是搞什么模式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體制，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還是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這兩條恰恰是我國進行市場取向改革時，兩種改革觀對立的地方。決不能認為凡是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就必然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也決不能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反對市場取向的改革。

　　市場經濟，作為發展生產的一種方法、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客觀上存在一個問題：這種方法、手段由誰來使用，為了什么目的使用，使用它來為誰謀利益。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市場經濟是同哪種社會制度結合在一起。方法、手段從來都不會孤立地發揮作用，總要同某種主體相結合才能運用。我們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使市場經濟反映和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要求，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服務。而新自由主義主張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把資本主義制度同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這是在市場經濟問題上我們同新自由主義根本區別的地方。

周新城對市場經濟的作用進行了反思，他批判市場經濟萬能論，反對籠統地提市場化改革，強調非經濟領域（包括公益事業、政治領域等）不能按市場原則辦事；即使是經濟領域，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市場經濟，完全否定計劃的作用。“除了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問題，我們同新自由主義的另一個原則分歧就在于，市場經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運行模式。我們黨科學地分析了市場經濟這種方法，指出它既有積極作用，也有其弱點和不足之處，因而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提出我們要建立的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我們的改革要把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手段由計劃改為市場，使市場成為經濟運行的基礎性機制，但從整體上說，仍要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注意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而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宏觀調控，完全否定計劃，主張市場經濟萬能。他們推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這顯然同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是矛盾的，也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周新城說。

蘇聯東歐研究

　　周新城表示，對自己學術思想影響非常深刻的兩本書，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一論》1956年）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再論》1956年）。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世界上出現了以全盤否定斯大林為特征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在這一歷史背景和思想浪潮中，周新城通過反復揣摩、不斷反思，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論的巨大力量，看到科學的方法論是如何指導理論家和革命家進行社會主義實踐和探索真理的。于是，他開始自覺地結合客觀實踐探索基本理論，運用基本理論回答并解決實際問題。“就是《一論》與《再論》教會了我應該怎樣研究蘇聯問題。”周新城說。

　　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以后，周新城開始了全面的科學研究工作。一開始，他在掌握、分析大量資料的基礎上，研究了蘇聯農業問題，先后出版了《蘇聯農業管理制度》、《蘇聯農業生產組織結構的改組》和《蘇聯農業》三本專著。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問題成為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周新城逐漸將注意力轉移到蘇聯東歐經濟改革上來，陸續為國家體改委撰寫多篇上報材料。那時，國家體改委一遇到蘇聯東歐國家的問題，就找他去討論、研究。那段時間，周新城先后出版了《蘇聯東歐國家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匈牙利經濟體制研究》和《蘇聯東歐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理論與實踐》等專著，發表了上百篇論文。通過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改革內容、過程的仔細分析，周新城教授認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蘇東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曾經起過積極作用，但是，集中過多、統得過死、企業缺乏發展生產改進經營的內在動力是傳統體制的嚴重弊病。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經濟聯系越來越復雜，這種僵硬的、完全用行政方法管理經濟、企業沒有積極性的體制的弊病暴露得越來越清楚。因而，經濟體制改革是蘇聯東歐國家共同的、客觀必然趨勢。周新城認為，蘇聯東歐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既有同一性，又有特殊性，歸納起來有三種模式：一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堅持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但有限度地擴大企業自主權，有限度地運用商品貨幣關系的體制；一種是南斯拉夫式的，實行企業自治，并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體制；一種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匈牙利式的，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國家集權與企業分權相結合的體制。三種經濟體制模式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論。

　　戈爾巴喬夫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使蘇聯解體，在大量分析歷史資料并找出內在規律性的基礎上，周新城分析了其歷史邏輯，得出一系列帶有規律性的認識。他認為，第一，改革的必要性不等于垮臺的必然性。如果共產黨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提出并執行一條錯誤的資本主義性質的路線，那么推翻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結局就不可避免，而且無可挽回。第二，各種具體因素在蘇聯演變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屬于外部因素，它通過“內因”的傳遞對蘇聯演變起到了推動作用；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為演變提供了一種潛在可能，它能否成為演變的現實因素，取決于黨的路線。第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葬送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罪魁禍首，他倡導的改革把矛頭直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宣布拋棄社會主義，實行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于是，在一片“改革”聲中，社會主義被葬送了。第四，如果從社會發展規律來說，蘇聯演變不過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漩渦，它不是客觀的必然趨勢，而只是發展中的一種曲折。